黄段子:一种以色情面目出现的反色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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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宏非/文
《美语录》里的大部分章节过去虽然都零散读过,最近再次读它的简体字版,还是欣喜地发现,这些文字即使到了尚能饭否的年纪依然能叫读者喷饭不止。例如乔志高先生写道,像“只要有耐心,青草迟早会变成牛奶”这种可疑的“中国格言”之所以风行美国,其中的一个来源是中国餐馆之“福饼”——fortune
cake,即在鸡蛋饼或杏仁饼里藏一张印着一句中国格言的小纸条。为了解决资源的短缺,福饼制造商甚至专门聘请了一名总编辑为他们编写并四处搜集这些或真或假的中国格言。
最近,有一个碰巧也读到上面这一段的朋友问:“作为电信增值服务,在手机之间传来传去的那些段子,该不会也是移动通讯公司或网站雇人写的吧,我就不信,哪来的这么多段子。”
当然是无稽之谈。尽管手机短信是一个营业额超过10亿人民币的市场,但移动通迅公司和网络公司绝对干不出这种勾当,当然,也并非是高尚的道德情操使然。以短信方式传播的段子大部分都“涉黄”或者“带黄”,鉴于其可能危及善良民风,社会贤达一直甚为忧心,“规范”之呼吁亦时有所闻。最近,某杂志就黄段子向“中国的金赛博士”刘达临先生连发十二问,我发现,几乎每一问都功利地集中于“黄段子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看来有点招架不住的刘先生遂禅意十足地请大家“谈吃饭一样谈论性,把它当成自然的事就可以了”。此前,一份主流报纸则号召大家“远离段子”,方法是“在业余时间读书看报,或欣赏电影、电视,或约几个朋友品茗对弈,踏青郊游”。
后一种说法,与过去的生理卫生读物要求未婚和已婚人士克制不恰当性冲动的基本方法如出一辙。很显然,黄段子在这里是被当成一种色情材料来处置的。尽管斯宾塞、弗洛伊德以及柏格森、拉康一系的心理学家都相信笑话是一种释负现象,有助于释放性压抑,但黄段子本质上其实并不色情,在通常情况下,色情材料的一个基本特征一定是性欲的挑逗和刺激,但很少听到有人会因段子而性欲高涨——当然,如果有“需要”,某一天的报纸上会有这样一条新闻:某大学生之所以嫖妓是因为半小时前在手机上狂看了十个段子。
黄段子非但不色情,甚至还是一种以色情面目出现的反色情材料,其方式,就是以性事为素材,行搞笑之能事,以性的玩笑将性和色情本身消解于无形。弗洛伊德说:“自嘲是幽默,嘲弄别人则是‘玩笑’。”因此,作为“无意识对于滑稽的贡献”,一个黄段子一旦被叙述,被阅读,就和它的读者一道逃脱或超越了道德伦理的检查,一笑而泯色情。
我发现,在色情与滑稽、性与搞笑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吊诡:一方面,性是被包括黄段子在内的各种搞笑玩意最经常采用的题材,也就是说,性是可笑的;另一方面,性一旦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任何一方所发出的笑声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被禁止的,它既不礼貌,又不道德,更不专业,相当于舞台上的“笑场”,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变态的。也就是说,性又是不可笑的。人不是惟一有性活动的动物,但人是惟一会笑的动物。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人究竟为什么而笑,更不了解性事为什么总是显得格外可笑。按照柏格森的定义,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这一科学论断显然不能适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就性与搞笑而言,柏格森定律更应该倒过来使用。也许,正是因为性不能笑,而参与者虽并不一定想笑但是更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笑,因此这件事本身在事后回想起来就有足够的可笑。
段子一方面消解着性和色情,同时也巩固着性的既有体制,它支持既有的婚姻体制与父权伦理下的男女关系,它对同性恋亦持坚定的否定态度,它以对“异常体位”的嘲弄支持着“正常体位”。它不诲淫,但是诲盗;不色情,但是反动。
手机的短信传播方式,正在使这场巴赫金式的语言嘉年华会愈发地非色情化起来。点对点传播的段子,正在变成问候的一种方式,具有强烈的社交性质。而段子的男传男,女传女以及男女互传,亦令传统的两性关系最起码在传播学的意义上趋向于非性或中性化。此外,由于短信的录入(书写)受到严格的字数限制限制,过往仅限于口头传播的段子的口语化以及相对过于冗长的特征因而也正在变得工整起来,薛蟠体的段子,虽不是四六间下,却也错落中听,这一书面化和韵文化倾向,以其精省和移置修辞(displacement),进一步完成了对色情的终结。
据说向异性发送段子可能会遭到斥责,严重的会告你性骚扰。上一次,我转发了个段子给北京的一位女性朋友,她马上回信骂我:看短信时正在家里敷面膜,忍不住一笑,前功尽弃。你这个该杀的!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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