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

曾被称为“肥佬”

1958年，曾荫权14岁时，考进了香港一家有名的中学——华仁书院。这座学校在九龙，距离他们当时的居住地荷里活道很远，但由于华仁是英国耶稣教会主办，且中英文合教，学费有一半是社会救济，因此当警察的父亲曾云还是把几个孩子都送到这里来求学。

可入学不久，他的班主任老师——有一双幽深碧眼、满头灰黄色头发的爱尔兰人穆嘉田，在教室外面见到他时，常常要质问：“曾荫权，大家为什么总是叫你‘肥佬'(劣等生的代称)？你是一个华裔学生，你的中文作文竟然每次考试都不及格，这究竟是为什么？”

“穆老师，我……”曾荫权不敢与穆嘉田严厉的眼睛对视，他对自己的求学之路始终充满着难言的困惑。自从六岁进入小学读书起，他的功课就不景气，有时数学和中文会考零分，为此他想辍学。父亲气得用藤条抽打他，母亲则苦苦地劝他：“孩子，你上学太早，所以考得不如意也在情理之中，只要你咬紧牙关挺一挺，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母亲邝懿珍情愿每天打零工挣钱，也要自己心爱的儿子把小学读完。在母亲的坚持下，他又进了圣贞德英语小学，这才将小学读完考入了华仁书院。

在华仁，穆嘉田的严教帮助了曾荫权，他的功课渐渐有了长进。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学好了英语，还顺利地通过了中国文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的考试。当年穆嘉田愤然当众摔扔他的作业本已成了往事。在穆嘉田的鞭策下，他从丁班跳到乙班，又发愤跃到了甲班。经过七年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香港大学建筑工程系，考分名列前茅。

可是，当曾荫权把香港大学的录取书双手捧到父亲面前时，父亲竟紧锁双眉发出一声长叹：“孩子，你的志气很了不起，可是，你看咱家现在的状况……”曾荫权抬头四望，在他面前，还是那间十几平方米的警察宿舍，还是那张大床，但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每学年的学费，已压得老父直不起腰来。望着父亲明显微驼的脊梁和斑斑华发的鬓角，曾荫权悄悄收起了那张录取书。

街头的“卖药仔”

1965年的夏天，曾荫权在一家药厂当了推销员。为打开药品销路，他走进了新界只对英国人开放的威尔斯亲王医院。在被经理拒绝后，他直奔院长室找医院院长，却遭到了一个雇员的驱赶：“你这种‘卖药仔'怎么可以见院长？你不出去，休怪我不客气！”曾荫权被气得脸色发白。

一年多奔波下来，那些和曾荫权打过交道的药店老板，大多熟悉和信任了这个满面笑容的青年人，他们知道他不会把劣质的西药送到他们的店铺，而且价格也谈得很合适。他先后和几家较大的医院药局建立了业务往来，也因此得到老板的信任。

但他心里仍然一片怅惘，因为他毕竟是个有抱负的人。这天，他站在从香港驶往九龙的轮渡上，望着眼前的波涛发呆。耳畔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曾荫权，你怎么到九龙来了？”原来是恩师穆嘉田，他只好将目前在药厂谋生的经历原原本本倾述出来，穆嘉田的眼里汪起了泪水，说：“曾荫权，你不能做这种事，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工作。”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穆嘉田用英语说：“我还会找你的，我有话要对你说……”

这天中午，曾荫权结束了业务洽谈，路过穆老师曾带他来过的那幢黑褐色的天主教堂，就走进去，想不到穆老师果然在。穆嘉田说：“你知道我要同你说什么吗？我想你应该去做官员！因为英国人现为了更有力地统治香港，深知必须要有一批华人进入港府供职。”曾荫权难以置信地摇头说：“老师，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仅仅是一个中学生啊，英国人会让我去做官吗？这不是在开玩笑吗？”穆嘉田拍了一下椅子说：“曾荫权，在我的眼里你始终是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不错，你是没有大学文凭，可是，我认为做人的根本并不在于他有没有文凭这个符号，而在于他究竟有多少才学和智慧！”见曾荫权怔在那里，穆嘉田忍不住笑了：“我认为你从政最合适，绝非仅仅看到你有才学，同时你也具有从政必备的果敢与机敏。从政有什么不好呢？事实上，你们中国人参与对香港的治理，能从另一侧面体现中国人具有与英国人同样治理港岛的才能。”

“哦，我懂了！”曾荫权直到这时才恍悟老师的良苦用心。

“中学生”走进港府

“砰”一声枪响，十几匹骏马一齐冲出跑道。这是曾荫权第一次来跑马地看赛马，不料女友鲍笑薇却把穆嘉田领来了，原来鲍笑薇约他来就是为了和老师见面。穆嘉田从衣袋取出一张香港《快报》，上面刊登着启事：“本着在香港公民就业机会平等之原则，充分体现在港华人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力，本届港府拟从即日起招聘政务官10人。具体要求如下：凡本港男女青年持有中学以上学历证书，精通英语，年满19周岁者，均可报名参考。”这些条件曾荫权都具备，他不由得兴奋起来。

曾荫权开始做准备，每天夜里和清早，他都利用有限的时间抓紧学习，熟悉香港和英国的历史，有时还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他甚至对哪年哪位英国人任总督，哪年英国人从香港划走多少税金给伦敦，都已了若指掌。大量的阅读使他对未来的考试信心大增。

当1966年冬天到来的时候，曾荫权和女友鲍笑薇来到港府应试。走进大楼，他发现坐在考官席中央的人，就是总督戴麟趾爵士。“曾先生，你认为本届港督最大的政绩是什么？”听到总督提问的刹那间，曾荫权冷静下来。在英国官员的盯视下，他不卑不亢道：“我是一个中学生，恕我不能对政界官员任职期间所做之事作出详细的评价。但是，我作为港民一员，对阁下过去一年中，特别是在香港发生历史上百年不遇的旱灾时，与我们祖国内地政府卓有成效的合作，感到万分敬佩！毋庸讳言，在这次大旱灾中，正是港督阁下的努力，才和内地共同解决了全体港民的饮水问题。我想，这也许就是阁下最大的政绩吧。”大厅里鸦雀无声，近一天的面试，考了数以百计的香港青年，其中不乏牛津和剑桥的高材生，但让戴麟趾惊奇的是，这样的评价竟然出自一个华裔中学生之口，既表扬了他，也表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支援，实在是绝妙的回答。

戴麟趾饶有兴致地继续问下去：“曾先生，你认为当前香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居民的居住条件。”“我记得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解决了吗？”曾荫权直视着总督的眼睛答道：“不错，早在1957年您的前任柏立基爵士任港督的时候，他就在香港市民的舆论压力之下，成立了两个旨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行政机构，然而，有了政府机构并不等于证明香港居民的居住条件肯定会得到改善。阁下现到铜锣湾棚户区视察一下，到处可见‘笼屋'，有些人居住面积甚至还不足两平方米！这与香港这个世界大都会形成的鲜明对照，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政府重视吗？”

“你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可以告诉本总督吗？”

“我想，最好的办法不外是在填海扩地、广为建屋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直接隶属港督的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最后逐步做到居者有其屋。再用那些闲散资金，多建设一些贫民能买得起的廉价大厦和迁徙楼宇。只有这样，居者有其屋才不至于成为一句流行的空话。”

所有英国官员都睁大惊愕的眼睛，打量这位华裔中学生。戴麟趾继续问道：“但若想真正得到一笔足以让居民安居的外汇收入，必须有一套可行的办法才行，你对此有何见解？”曾荫权答道：“恕我直言，香港确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针织业，就是尚未引起重视的资源，如果港府能将本地的针织业发展起来，香港的外贸销售一定会出现惊人的飞跃，甚至可以突破20亿港元！”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这匹“黑马”获得了大家的赏识，他被录取为香港华裔政务官。

步入要害部门

1972年以后，曾荫权开始代替英国官员戴维处理市政事务处的日常工作。他发现，因为英政府多年来一直忽略普通居民的生活管理，人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有限，应由市政管理的住行医疗、煤水电气等等十分落后。曾荫权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坐在市政事务处的位置上，就不应该对事关香港民众疾苦的事情等闲视之。

就在这时，曾荫权意外结识了时任香港政府财政司长的英国勋爵夏鼎基。那天，曾荫权前往财政司请拨一笔市政维护方面的款项，财政司几个处长推诿多时，曾荫权便把报告送到财长夏鼎基的案头。很快，一位传达员匆忙出来叫住了他，说司长有话要亲自询问。

“这是谁写的市政拨款报告？”“是我写的，不知有什么写得不周？”夏鼎基非但没有刁难他，反而说：“报告上的数据可都是真的吗？”曾荫权毫不含糊地说：“当然都是真的。每一段路的地下管路情况，都是我亲自找施工单位一个个询查的。”

夏鼎基认真打量了一下站在面前的曾荫权，让他坐下，又进一步探讨雨季到来之前市政事务处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正是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谈，夏鼎基了解了这位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在以后的两年里，尽管夏鼎基和曾荫权仍只是泛泛的点头之交，心中的好印象却愈益深刻。

1974年夏天，经夏鼎基的选拔，曾荫权来到香港财政司任职。虽然职务不高，然而负责的任务却是财政司里最为重要的，主要是监控香港10家大公司的资金流动情况。此外，还要协助夏鼎基管理监控在港的外国上市公司，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掌握和评估，以协助财政司对香港工商业进行宏观调控。经过努力，曾荫权很快成为财政司中精通业务的强手能人。他以机敏的头脑和对业务的精熟，很快搞清了一些公司积存账目中所存有的大量偷税证据。比如，凯乐蒙期货公司表面上不显山露水，可多年来一直在暗箱操作，大肆进行偷逃税款活动。而曾荫权刚就任财政司官员几个月时间，就从一次翻查旧账中一眼发现了其中的破绽，迫使“凯乐蒙”等几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们不得不低头。

曾荫权担任了财政司的高级助理，夏鼎基对他敬重有加，遇上一些棘手的事情时，总要向身边这位沉默青年问计垂询，然后他才会作出决策。夏鼎基曾对新任港督麦理浩说：“这个曾荫权有着一般大英帝国官员所不具备的胆识。此人个性刚毅，但又决不刚愎自用，他处事沉着，又始终保持低调，所以不会因为自己的才华而惹是生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财官员。如果没有曾荫权，我真担心能不能安全挨到我卸任回国的那一天。”

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

1996年12月1日，第一任香港特首诞生。董建华在着手组阁的时候，亲点曾荫权出任财政司长。此前，这个位置一直是英国人坐得牢牢的。

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以后，曾荫权和特区所有政务官员一样，准备大显身手，大干一场。然而他们都没想到，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考验——亚洲金融风暴，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到来了！

那是1998年7月13日，一个被西方人称之为“不吉利”的日子，财政司长忽然接到秘书报来的紧急情报：当天香港的恒生指数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直线暴跌！如果特区政府不能马上采取有效措施，恒生指数还有继续下跌的迹象。这对于已在财政司工作多年的曾荫权来说，还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但曾荫权没有惊惶失措，他静静坐在椭圆形的司长办公室里，让秘书通知各位相关官员，立即赶到司里开会。他要大家尽快搜集所有亚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情况，以便随时汇报。

一个紧张的夜晚过去了，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曾荫权仍然没有丝毫睡意。突如其来的金融危势，实在太意外，太让人吃惊了。很快，行政长官董建华打来了电话。曾荫权一时没有做出让上司满意的答复，因为他正在思考和研究这场风暴的来龙去脉与应变办法。

结果，只用了一天时间，曾荫权就对香港恒生指数突然下跌的根源做出了理智的判断：这是由于美股和日元突然大跌所引起的强烈冲击。恒生指数在一段最危险的时间里，已经跌至6660点的可怕境地，而一些国际金融炒家们便乘机疯狂作乱，以凶猛的姿态从中谋利，迅速地冲击着港元，冲袭着香港的股票市场。如果听任形势继续发展下去，香港的金融危机就会形成不可救药的危局。

怎么办？他必须马上和董建华取得共识，采取强硬措施遏止可恶的炒家。然而，如何才能有效扼制？如果真的难以扭转金融危情，那又该如何向特首交代？如何向香港市民们交代？如何向中央政府做出交代？

黎明的微光刚刚照亮维多利亚海面，曾荫权就吩咐秘书打电话请来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任志刚和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这是两位资深金融专家，多年来与曾荫权的合作极为融洽。平时就是他们三人在一起商议对策，共同处理有关香港的金融和财政上的难题。

任志刚认为，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并不多，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实施外汇管制。曾荫权对他的提议持反对态度，因为这种办法并不是有效扼制金融风暴的根本手段。许仕仁则建议由特区政府马上宣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尽快脱钩。曾荫权认为也不妥，这样做无疑是对金融灾难的无益妥协。三位理财专家的这次聚会，没有取得共识，当然也没有找到可让股市平稳的有效手段。不过，曾荫权很坚决地对任志刚和许仕仁说：“我们要和‘金融大鳄'拼死地决斗一场！我想我们香港有资本去和国际上的大炒家们决一雌雄！”

两天后，这场风暴变得更加疯狂了，已经像魔鬼一样席卷了香港的全部股市。夜里，曾荫权一个人躲入太平山白加道的别墅里，好像一下子陷入了可怕的深渊。他在黑暗中偷偷地哭了。数十年来，曾荫权经历过人世间种种坎坷，他不曾落一滴眼泪。而今天，他是香港堂堂财政司的司长，为什么竟在这场风暴中茫然无策？莫非他真要躺倒在风暴面前，让英国人看香港的笑话吗？让美国人看中国人“一国两制”无法实施的悲剧吗？不，他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回归后的香港出现！

危险的背水一战

天色渐渐亮了，一夜没有合眼的曾荫权已想好了一个彻底击败“金融大鳄”的方案。这个方案的腹稿是大胆而惊人的。方案一旦公开，肯定会震惊香港，震惊东南亚，甚至震惊整个世界。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他的方案是否会得到特首董建华的理解和支持。

当日，董建华正在接见一个外国金融代表团，接见结束后，他回到办公室，发现曾荫权已经来到他面前。当和煦的阳光投映进香港特区最高首长办公室的时候，曾荫权向董建华说出了自己的大胆设想：“入市！”“哦，入市？”董特首凝视着面容憔悴的财政司长，心中十分清楚这位部下为寻求解决危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本来我以为这种可怕的狂炒风头会在我回港之后有所减弱，没想到形势却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外汇储备竟会在短短几天之内，一下子损失了80多亿港元。如果任其继续狂炒，我这个财政司长岂不是成了罪人？”曾荫权动情地倾吐着内心的悲愤，“许多在香港金融界供职的老资格专家，纷纷给我打来电话。他们告诉我，香港的金融出现了亘古未有的特大灾难，如果没有奇迹出现，任何人都无回天之力了。可是，对这些评估我并不相信，至少我不会全盘接受。因为在我看来，香港政府还有回旋的余地，还能扼制这股可怕的逆流！”

董建华沉默着。显而易见，他早已听到了类似的舆论。有人指责特区政府在处理此事上优柔寡断，甚至有人攻击曾荫权的理财能力。据一些著名人士推断，如果特区在短时间内不能出台行之有效的措施，那么恒生指数很快就会直线暴跌到4000点以下，到了那种时候，银行贷款利息将会居于历史最高位，香港就很可能在五天之内“断气”。处于这种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对着曾荫权的“入市”方案，董特首说：“请继续讲下去。”

曾荫权说：“当前世界忽然陷入了从未有过的金融大动荡，除国内金融与货币保持稳定之外，不仅亚洲出现了金融危机，就是欧洲也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如俄罗斯一夜之间忽然宣布卢布贬值百分之五十，他们这么一闹，顿时弄得全球金融秩序大乱。我们如果再不出手的话，很可能就再也找不到能够反击国际大炒家们的机会了。因此，我主张马上入市！董先生，现在我们只有背水一战了！”

董建华把信任与嘉许的目光投向曾荫权。他没有在投入1200亿港元的具体细节上进行询问，却突然道：“曾荫权，请问这一决定是否在我的权限之内？”曾明权激动地站起来说：“是。责任由我来承担！”“什么都不要再说了，”董建华也站起来，果断地说道，“现在你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动作起来，所有责任将来都由我来负，我就不相信香港的天会塌下来！”

曾荫权也没有想到，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情，特首董建华竟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就做了决策。

“入市”大反击

当天上午(1998年8月14日)，曾荫权的“入市”计划就变成了现实。

曾荫权和任志刚、许仕仁等掌握财政金融命脉的官员们，悄悄集聚在距中环不远的一幢大厦里，用电话指挥一场事关香港人的资财得失的重大战役。

上午九时半，曾荫权接通了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的电话，下令他马上执行港府的最新决定：立即干预股市及期指市场，对抗炒家。在接下来近半月的“大战”中，曾荫权每天都坐镇在办公室里，关注着香港股市的行情。他看到了一个可喜的迹象：炒家不断抛空股票，金管局则力接沽盘。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曾荫权和所有香港金融界的官员们，全体坚守那座大厦的指挥部。“入市”的当天下午，香港的恒生指数就开始从最低点的5600回升，他和任志刚、许仕仁的脸上都开始露出微笑。他们眼看着香港的金融航船开始从险恶的波峰浪谷中驶出。

8月28日那天，“入市”的决战已到关键时刻。曾荫权面对香港和国际上的强烈反应，安之若素，继续沉着坐镇在临时指挥中心，一刻不停地接听着秘书和观察员们报来的现场情况。任志刚兴奋地说：“我们一定要打国际大鳄的回马枪，让他们丢盔卸甲！”许仕仁也说：“把恒生指数涨到让对手承受不起的地步才能罢手。”

曾荫权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收回来，问许仕仁：“你下达的命令是多少指数？”许仕仁说：“至少也要在8000点才可以收手。”

“8000点？”曾荫权虽然也很兴奋，可是他面对香港金融势头明显回升的现状，头脑却变得异常冷静，这是他多年为官的准则：遇变不惊与惊喜有度。他想了想，转头问身后的秘书：“现在到了什么水平？”

“恒生指数已经升到7800点了！”

“停！马上停下来！”曾荫权笑望着那些磨拳擦掌的金融专家们说，“过分的冒进反而会物极必反，7800点已经是香港的最好历史水平了，我们是在香港股市异常疲软的情况下起死回生，大家还不如意吗？所以现在就马上罢手，因为我们已经胜利了！”

在一阵沉默过后，在临时指挥室里共同经历了金融风险的官员和专家们，一齐激动地鼓起掌来。

成功击退炒家以后，曾荫权在电台节目中解释了港府“入市”的必要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些炒家所拿走的，就不单是金钱，更是香港金融制度的稳定，和600万港人的信心！”

市民支持率飙升

这场金融风暴过后，曾荫权郑重向传媒宣布：经过大约32个月的努力，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已经收回了当时投资的1100亿港元，而且目前还持有1000多亿港元的股票。香港特区政府并专门成立了外汇基金管理公司，全权处理当时购入的大批港股，通过有效运作，逐步把港股“还”给市场，政府还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方式，与民分享财富。曾荫权在香港市民中的支持率就此飙升。

其时，国际社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香港回归后的自由经济提出了质疑，攻击曾荫权的“入市”违犯了常规。对于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种种非议，曾荫权不为所惑。1998年9月底，曾荫权前往法兰克福、慕尼黑、海牙、阿姆斯特丹、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伦敦和爱丁堡，进行了为期三个星期的跨国访问，主旨是代表香港特区出面解释香港“入市”干预的原因，同时也出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周年会议。面对国际金融界人士、各国央行行长、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学者、智囊们，曾荫权发表演讲说：“我们采取了务实的措施使经济维持健全，不致受到市场活动破坏而毁于一旦。我们认为有一个市场可以让人投资，总比完全没有市场好。”曾荫权清楚地阐述了港府“入市”的目的和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2001年3月，曾荫权做出财政司司长任内最后一份预算案后，出任政务司长。市民们对曾荫权的期望值仍有增无减。很快，香港房地产的动荡局面得到了控制。

2005年3月25日下午，因董建华先生辞职，香港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选举修订条例草案。6月21日，国务院任命60岁的曾荫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摘自《曾荫权传》窦应泰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7月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