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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我国2006年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数量达1400万人。在新增的劳动力供给中，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毕业生总数为2001年的3倍多。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34万人，2002年37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69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人；2006年预计接近百万大关。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日益严峻。作为知识阶层的大学生是否在我国已经供过于求？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哪里？
大学生就业难并不说明我国的大学生供过于求
其实，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只是社会的表象。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关于这一点，只要作一些简单的数据类比就足够说明问题。
第一，从高校的毛入学率看，我国的大学生并不多。目前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是19％，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1994年，西方国家的高校毛入学率均已超过了30％，其中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挪威7个国家超过了50％。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或普及化阶段而带来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
第二，从每10万居民中大学生数看，我国的大学生并不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教育部的统计，1996年，每10万居民中的高校学生人数，西方国家已普遍超过3000人，其中，加拿大为5997人，美国5339人，韩国5609人；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为2000人。而我国到2000年也才只有723人，即使经过大规模扩招，目前也仅达到2000人的水平，仍只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从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比例看，我国的大学生并不多。据统计，到2001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为3877万人，仅占从业人员的5.5％，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1/4；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7.5％，高级人才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5.5％。到2005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虽然达到4200万人左右，但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和高级人才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并未得到明显提高。
第四，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看，我国的大学生并不多。现今大多数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三分之二以上在企业工作，譬如在美国，企业中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占其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80％，而我国在企业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还不到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0％，从事直接技术创新的企业和部门普遍缺少所需人才。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大学生总量上并不供过于求，解决企业人才缺口的主要办法仍是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
企业硬制度环境筑起了企业公平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壁垒，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
何谓企业硬制度环境？即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涉及的外部刚性规则，譬如约束企业的文本性法律法规、行政规制、方针政策，象征权力的红头文件，行政执法部门所具有的针对企业的自由裁量权等等。
从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般规律看，非公有制企业是劳动力从业的主要载体。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公有制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虽然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处于公有制经济之下的较低等级经济主体，国家在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引导"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目前在我国，不仅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物权法》和破除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等有利于公民创业和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正式规则迟迟不能出台，而且法律法规、行政规制、方针政策、红头文件和各类自由裁量权等仍对非公有制经济形成特别限制甚至歧视，并构成了企业公平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壁垒和硬制度环境，从而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营企业面临进入传统垄断经济领域的巨大障碍。譬如，现在的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石油等10多个传统垄断行业基本上将民营企业挡在门外。据估计，如果放开这些垄断行业，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2000万个增量就业机会，其中，仅金融业的多元化发展就可以逐步新增1000万个以上的知识型劳动岗位，容纳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增量。
第二，民营企业面临社会事业服务领域的巨大进入障碍。目前，如果允许民营企业公平进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服务领域，其创造的增量就业机会将超过3000万个。
第三，民营企业面临在竞争性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民营企业不仅在汽车、钢铁、矿业等重要竞争性行业的发展受到种种约束，而且在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经营环境也大大逊于公有制企业，其主要表现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行政社会干预。如果民营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能够公平地享受到与公有制企业同等的制度环境，人们创业和经营企业的动力将得到大大提升，仅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每年就可以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以上。
企业软制度环境既耗散了人们的创业激情又销蚀企业的生命力，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
企业软制度环境主要是企业所面临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非正式规则所构成的意识形态氛围。现实表明，我国的软制度环境具有严重的时代滞后性，并先天性地构成了对企业的渗透性约束，既耗散了人们的创业激情，又销蚀了企业的生命力。
第一，官本位的社会等级观念将担负社会财富创造功能的企业劳动者划入较低等级，使社会优秀人才不是流向企业，而是向着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行政事业单位集中。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有各级各类干部4051万人，其中机关占17.11％；事业单位占52.1％；企业单位占30.8％。目前，在全国3089.3万名的专业技术人才中，国有企事业单位达2186.0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70.76％。这就是说，全国7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官本位的观念，因为只有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才有所谓的体制内干部级别，民营单位是无级别可言的。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官位等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官职及政治待遇成了人才流向的坐标。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各级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方面得到印证。譬如，为吸引留学生回国，《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就规定了以官位吸引和使用人才条款。2004年，黑龙江、甘肃等省份在引进博士后时，明确规定给予正处级待遇。这种政策导向，更加大了民营单位人才匮缺的程度。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第六次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私营企业经营者中有大学学历的人数仅为14.16％，大大低于国有企业的水平。缺乏优秀的人才，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根本制约，其对一般劳动者和大学生的吸纳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第二，长期的抑商传统思想不但造成了各次产业间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使就业吸纳力强的商贸服务领域长期处于抑制状态，而且造成了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使商人不是更多地将增量财富投资于实业，而是不得不用于非正常消费和积累。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仍然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8％，第三产业仅为30％。而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60％，农业就业人口降到20％以下。现代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已经高达60％-80％。可以想象，在一个抑商的社会怎么能使商业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呢？
第三，公有制情结使国家积累起来的大量的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既效率低下又缺乏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家的正规投入，也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其发展过程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据统计，1990-2004年我国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公有制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占到了85％以上；从增长速度上看，私人投资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下期也明显下降了，而公有制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近年来却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譬如，2000年国有经济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3.5％，2001年升至6.7％ 2003年跃至14.7％，2004年则达到了15.5％。与此相反，公有领域的就业却没有随着投资的增长而成比例的增加。譬如，国有单位就业人数自1995年以来就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1995年为10955万人，2004年减至6710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逐年快速增长。譬如，2000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1268万人，2004年则达到了2994万人，4年翻了一番多。
实践已经证明，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力，但由于社会的公有制情结，更多的资金还是优先投入了公有制单位。显然，在人们充满了对公有单位无限幻想的情结下，社会资源将很难配置到社会所亟需的领域，大学生乃至其他劳动者的就业难也在所难免。
以上分析说明，如果国家能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硬制度环境和软制度环境，不但每年500-600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不成问题，就是城镇其他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也将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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